Paul Gauguin. Haystacks in Brittany.
1890. Oil on canvas
忧思录之九：国史三革命及其他
萧瀚
1．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只进行过三次革命。所谓革命，是指全局性的制度变革，无论是合乎人性还是扼杀人性的制度。
2．第一次是周公革命，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制度革命之一，创立封建制，至秦朝建立而终，这个制度给中国带来了辉煌的礼乐文明，是为封建革命或曰礼乐革命。
3．第二次是秦始皇创立的以郡县制为基本依托的中央集权帝制，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一件大事，秦始皇之恶，罄竹难书，商鞅之恶与之同等，把商鞅列为历史伟人是吃错药了。后来在中央集权的帝制基础上的科举制大约还能算是恶中之善，然而它败坏了国人的精神。
4．第三次是孙中山、袁世凯创立的民国，许多人只把这好事算在孙中山头上，这是不公允的，创立民国主要功臣应该是孙中山和袁世凯两人，没有双方达成协议，辛亥革命只是一场不可能成功的小暴动而已，以袁世凯的力量，歼灭南方军并不难。
5．从长远历史来看，中国1949年至今的历史，是孙中山以来的革命的意外结果，只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突兀，几只蚍蜉就想毁灭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想法是可笑的，这是中国文化凤凰涅磐过程中的最后黑暗。过了这段，应该是气朗天青的新纪元。
6．当代中国的统治并不是最黑暗的时代，"文革"才是最黑暗的时代。但是当代中国却是道德、人心最堕落的时代，而这正是变革的酵母，人们不会仅仅因为物质生活的极度匮乏而革命，却会因为正义与公平明显地荡然无存而变革，这样的变革时代已经临近，不公正才是社会的致乱之源。
7．在确立一个宪政框架稳定的分权与限权政府过程中，会有一个略带混乱的过渡期，这个过渡期有几大明显特征，一是执政党要有改革的诚意；二是执政党依然拥有强有力的中央权威；三是民间推动改革的努力能够至少不受到公权力的阻挠；四是公权力逐渐受到宪政原则约束，最初阶段应该是大众媒体所代表的舆论。
8．朱镕基的分税制改革，在制度改革的全局意义上看，是一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、庸俗唯物主义的饮鸩止渴之方，不是福音而是祸端，它导致了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在缺乏制度制约前提下的分离倾向，这种分离倾向如果严重的话会导致公权力的地方化，给暴力分裂埋下种子。——当然也可能给未来的地方自治打下坚实的基础，只是这样一来未来的前提就会更苛刻。
9．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改革，给地方经济带来了暂时的生机和活力——同时全面开花地在积累腐败与不公，同时因此而延缓了全面改革的步伐，它导致逐渐被削弱的中央权力在最需要改革的关头无法担当重任。
10．中国土地制度的党有制所隐喻的共惨党资源垄断现象，导致了腐败之源永无可能清除的同时，体制外力量也永远处于弱小地位，无法在各个方面形成有效的外力制衡，这种外力制衡不力与内力无制衡的权力结构，除了变本加厉地腐败下去直至灭亡，几乎没有别的可能。
11．上述权力机制会形成以地方派系为基层根基，以中央派系为上层领袖的寡头分赃政治，这种寡头分赃政治以保住权位和获取利益为最终结果——无论身陷其中者最初是否有改革的政治抱负。
12．解铃还需系铃人，中国的改革还需要共惨党内的人能够产生重要人物，毅然将共惨党劈成两半，甚至可能更多的公开派系，按照宪政原则角逐权力，按照宪政原则限制公权力，这才会是良性的宪政改革的起点。
13．一定程度上说，当代中国宪政改革需要一位或者一群"污点国父"，即他们在共惨党的寡头分赃政治中不可能干净——如果干净了的话，很难保住他们的权位，因此既要求他们干净，又要求他们能够保住权位，这是不现实的。
14．人们总是希望一个品质高洁的政治家出来锐力改革，担当历史使命，然而在目前中共体制内要找出这样一个人基本上没有可能——伊要符合三个条件：居高位、廉洁、有远大的政治抱负，在这个寡头分赃政治中，我认为基本上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。
15．如果除了廉洁之外，其他两个条件：居高位、有政治抱负都能够满足，而且还敢担当，这样的改革家我们要不要？我的看法是要，只要这样的人能够为了中国的民主宪政进行根本性的制度改革，只要他们把不义之财还给国家，一切既往不咎，同时也允许他们正常参与任何合法的政治活动。
16．如果依然抱着道德主义的立场呼吁未来的杰出政治家，那么这些政治家会被吓死在他们体制内，而良性的自力改革则永远不可能发生，直到这个制度被以最暴力的方式推翻——而接下来的可能会是军政统治、军阀混战、大规模内战，谁知道会是什么？
17．我敢断定，共惨党内一定会有无数高官愿意改革，但是他们在这个体制里获得的好处，他们一不愿意放弃，二他们会担心自己一旦失势遭到残酷清算，这种恐惧心理会把他们变成反对改革的人。只有对他们有一种制度性宽恕，才有可能使得他们也成为改革的同盟军。
18．民国建立的时候，清帝退位的条件是民国政府能够优待清王室，于是有《优待清室条例》，这是一个宪法性文件。可是冯玉祥这政治白痴滥施淫威，破坏该条例，将溥仪赶出紫禁城，这等于直接宣告民国政府是说话不算数的，其恶果一是损害了民国政府的国家信用，二导致了后来溥仪成为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，如果民国政府信守诺言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？
19．宪政中国必将取代后极权中国，对于未来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共惨党及其高位官僚，我以为也应该采取类似《优待清室条例》这样的制度化宽恕方式，以换取和平变革。
20．从孙中山到现在已经差不多100年了，如果国人再不长脑子，只知道用虚幻的理想主义来对待政治，那政治智慧就没有半点长进——一个和平的宪政中国破土而出重要，还是计较贪官污吏重要？如果要不到一个冰清玉洁的政治家，就宁可让国家陷入万劫不复的动乱吗？要是连这笔帐都不会算的话，那我就无话可说了。
21．3000年中国历经三次革命，这第三次革命还在路上，我想什么时候我们都不必悲观，中国的历史太悠长，改革之路不顺也显得悠长，这没什么奇怪的，如果我们看不到实现之日，至少我们的努力以及后人的努力会让未来的中国人看到它实现。
2008年11月13日於追遠堂
版权声明
本博客"忧思录"部分的各篇文字，朋友们如需转载，请注明出处，完整转载文字即可，包括写作日期与本版权声明，任何自作主张的编辑行为均将被视为侵权。
0 评论:
发表评论